无论后代怎么样书写中国现代史,华国锋同志必定有其重要一笔.关于他在中国政治进程的作用怎么评价,估计有很多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他领导的粉碎"四人帮"这一点历史功绩可能是无人能够否定的.当然这些事情是我等小民不能做评论的.我所钦佩的是华国锋同志的人格.其理由有以下两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但至今有几人还记得他老人家.而华老几十年来,坚持在毛主席的诞辰日纪念他.政治家总是不甘寂寞的,但退下来的几十年来,未闻有华老想法设法露一个小面,免得怕人忘记他了......"人格是金",这是我们悼念这位重要的政治家的时候,所不应该忘记的.

附: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的讣告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日１２时５０分在北京逝世，享年８７岁。

资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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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谈论的“文化”是指与一个民族的振兴和发展道路直接或间接有关的精神层面的因素，如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基本价值观等，特别是政治文化，也可以称“大文化”。与此关系不大的如歌舞、艺术、饮食、节日、民俗、服装、时尚、礼仪等等，不在讨论范围。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改革中，“文化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各持一端由来已久。国人一般喜欢讲“主义”，再加一个“唯”字：“唯……主义”，或“唯……论”，就把事情绝对化了。我首先不赞成“决定论”，也不认为文化与制度是对立的，不过这样就可能落入“折衷主义”之讥。我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略抒己见。
所谓“文化决定论”，也就是“国情例外论”，主要就是以“民族特色”来否定“平等、自由、人权、民主”的普适性及与之相配的制度。冠以“西方”或“资产阶级”，理所当然地拒斥之。或者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在“但是”后面做文章。更有甚者，认为中国文化有自己的基因和传统，本来就与西方截然不同，不适合，也不需要民主、法治、宪政“这一套”，只能实行“威权主义”（这个名词实际是舶来品），还是应该回到儒家的“仁政”，实行人治，和划分等级的“礼制”，几千年就这样过来的，没有什么不好。还见到一种说法，竟把明朝皇帝昏庸软弱，大权旁落于权臣或宦官之手与欧洲的君主立宪虚君制相提并论，算是已经有了“宪政”。这是出于无知、偏见，或对“西化”的痛恨，走到了极端，虽未公开主张恢复皇权专制，亦不远矣。这种“精英”的思潮与大众娱乐相结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充斥于屏幕的宫廷戏——秦皇、汉武、大唐、大明、康、雍、乾“盛世”，一片 “主子”、“奴才”，“吾皇万岁，万万岁”！似乎在遭遇海外列强之前，中国以“三纲五常”为经，皇朝专制为纬的社会，本是和谐天堂，如今需要的不是进一步改革，而是回到“法先王”，再现“五千年辉煌”，以此引领世界，医治西方社会的痼疾！当然持此论者并不拒绝享用西方物质文明，科技、器物。一下子时光隧道倒退一百年，又回到了张之洞的“体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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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出于对上述以“文化”、“特色”为依据否定制度改革之必要的论调深恶痛绝，有些倡导自由、民主、宪政的论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一个民族发展道路上的文化因素，也就否定任何文化批判和革新之合理性和必要性。于是从晚清以来呼吁开启民智（如严复）、塑造“新民”（如梁启超）、批判国民的“坏根性”（如鲁迅）、倡导“新文化运动”（以胡适为代表），等等都被否定，认为方向错了，错在没有集中致力于制度的改革。进而认为，既然“民主、自由、人权”是普适性的，那就存在于一切民族的文化基因中，不存在对思想、文化进行革新的问题，也没有开启民智、教育民众的必要。极而言之，文化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可以原封不动，只需要改变制度，人民自然享受自由平等权利。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靠谁来改革制度？无论靠谁，总是靠人，既是人就有思想。为什么在遭遇外来列强之前，皇权专制能维持几千年，朝野都谈“仁政”而事实上暴政多于“仁政”，却常能行其道？为什么每次被压迫者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推翻暴政，结果却只能遵行成王败寇的规律，成而为王者也只能以暴易暴，往复循环同一制度？在邂逅西方列强之后，百年来这么多关于制度改革，要求宪政、民主的呼声不绝于耳，不断于书，为什么这样举步维艰？为什么现代的革命运动以民主口号始，以专政极权终，却也能在相当时期内畅行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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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的答案非常复杂，不能“一言以蔽之”。但是在诸多因素中“文化”因素不能回避。本文开头所定义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在悠长的历史中，在一种制度下形成的、渗透到民族的血脉中的集体记忆。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有很强的韧性，在刚性的制度变革之后还会长期存在，所以同一种制度机制在不同的国家的实践中的表现各异。同样的非正义、甚至非人道的现象在有些国民看来不可容忍，在另外一些国民却长期忍受。同样的议会、选举、政党、立法、司法等制度在有些后发的亚洲国家至今难以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效果，乱象丛生，法律、制度在那里显得软弱无力，“枪杆子”还有相当的操控局面的力量。其原因就是制度是由人来执行的，而人必然是某种文化的载体。又如方今的恐怖主义，是文化还是制度的产物？
从中外历史发展看，制度与文化是胶着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孰先孰后真很难说，所以称之为“鸡与蛋的关系”。个人的专断独裁，乃至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是建立在从精英到民众的认同的基础上的。无“人”顶礼膜拜，也就不成其为“神”。中国的老百姓宗教情怀不那么强烈，但是奉现世的皇帝为神明的传统和心理却根深蒂固；中国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寄托在“明君”身上，贬到“江湖之远”还念念不忘“忧其君”；中国历来最高统治者一旦地位确立，自然认为自己“奉天承运”，掌握终极生杀予夺之权。这三方面相辅相成，不论公开宣布的、写在纸上的制度和法律如何，在实践中“一不小心”就滑向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习惯的“传统”皇朝模式。大至一国，小至县、市、乡、镇，莫不如此，于是出现各级土皇帝。这种陈年旧酒可以装在花样翻新的新瓶中，甚至逐渐使那“新瓶”变形。如晏子所说，橘过了江就变为枳。
自辛亥革命以来，经过各种新思潮和新文化的冲击，代表专制制度的旧思想、旧文化已经破了不少，革命胜利之前革命者也以反专制，要民主为口号。但是时过境迁，朝野易位，旧的东西又在新的“革命”的“专政”理论下借尸还魂。说是新瓶装旧酒，又不完全是旧酒，还加了许多新成分，因而其性更烈。例如曾有一段时期，每次集会开头唱“东方红，太阳升……他是人民大救星”，闭会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几十年中两种截然对立的观念能够这样安然共处，竟无人感觉有何不妥。事实上，对当时的中国老百姓而言，“国际歌”所宣扬的理念是虚，“东方红”是实，符合千百年来寄希望于“真命天子”、“明君”、“清官”的习惯心理。直到近年来有人写文章指出这两首歌的矛盾。一经点破，就如俗语所云“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怎么现在才发现呢？应该说，上世纪70年代末以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标志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功不可没。那是在新的条件下，在我国发生的一次“再启蒙”（第一次“启蒙”当在20世纪一十至三十年代）。
有些主张民主自由者对“启蒙”特别反感，令人不解。“启蒙”何罪？所谓“启蒙”，就是打破迷信，回归理性，回归常识。是让理性之光照亮为各种专制统治的愚民政策所蒙蔽的心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一旦拨开迷雾，承认客观事实，顺应人性，用常识判断，人人得以接近真理。但是拨开迷雾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人而异。如孙中山所说，有先知先觉，有后知后觉，还有不知不觉。就上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而言，在此以前，如顾准者，身陷囹圄中已经想清楚了一些问题，应该算是“先知先觉”。但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如顾准那样的“先觉”无法起带动作用。只有后来打破“两个凡是”，国人的思想遭受一次大冲击，“后觉”的人们于朦胧中逐渐从有所“疑”到有所“悟”，痛定思痛，才体会到顾准辈的“先觉”之难能可贵。应该说，没有那次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阻力；而没有决策者相对的言论开放政策，真理标准的讨论也不可能进行。所以还是“文化”与制度（或政策）互相推动。但是远非一劳永逸。在那以后的曲折、甚至倒退，也是有目共睹。“不知不觉者”，乃至自觉顽强地坚守旧观念，想要把历史车轮往回拉者也大有人在。只依靠一时的“政策”，而没有形成“制度”，那么，倒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试以一事为例：上世纪50年代初，梁漱溟列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要求领袖有“雅量”多给他一点发言的时间而遭拒绝和痛骂之事，众所周知。今天各种不同的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仍有所不同。比较普遍的是钦佩梁的骨气，对领袖缺乏“雅量”不以为然；在现代民主意识比较明确的人看来，则此事根本不是什么“雅量”问题，政协委员本来有发言权，谁也无权剥夺，竟然被剥夺了，是制度的缺失。但是迟至上世纪90年代，我还读到另一种反应：一位曾任最高领袖身边卫士的回忆录（或访谈录？），提到此事，却说梁漱溟尽管如此顶撞，“也没有拿他怎么样”，足见领袖心胸宽大。这说明在他心目中仍然认为梁的行为是犯上，是大逆不道，对他本该严惩，竟然“没拿他怎么样”（例如他后来居然没有被打成“右派”），是皇恩浩荡。以上截然对立的是非观，在今天的我国不同人群中仍同时存在。前两种是“启蒙”的成绩，但还不一定在全社会占主流，说明启蒙尚未完成，仍需努力。
中国先秦时期确实有过“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创造了无比丰富的哲学思想，对人类文明的宝库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至今我们足以自豪的也就是靠这“老本”。现在经常有人举《孟子》君轻民贵的思想说明中国古代就有民本思想。全面探讨孟子的思想，不是本文的任务。姑且假设从孟子的民本思想出发，有可能发展出另一条历史轨迹，先于欧洲，或差不多同步，走向现代，建立中国式的民主、宪政制度。但这已无法证明。不论是偶然还是必然，历史事实是秦始皇统一了中国，设置了皇权专制的制度。尽管秦朝本身二世而亡，其制度却延续了二千年。历代都根据前朝的经验教训有所增补、完善，以巩固皇朝统治，从儒、法学说中各取所需，但万变不离其中，皇权专制的核心日益坚硬（直到20世纪70年代，革命领袖还以赞赏的口气肯定“百代都行秦法制”）。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干脆把《孟子》中所有他认为碍眼的，亦即包含民本思想的言论都给删掉了。古礼“刑不上大夫”还为士大夫留一点脸面，到“大明王朝”实行“廷杖”，大臣可以随时被“揪出来”，当场按倒在地打板子，从此“士”不复有任何尊严。（顺便提到：明太祖登基于1368年，正是欧洲文艺复兴，走出中世纪之始）。及至清朝，大兴文字狱，流毒绵长。这样的“文化”，从哪里孕育出保障人权的民主制度？。
这一皇朝专制连同与之配套的政治文化在农耕社会达到很高的水平，所以欠发达的游牧民族以武力征服中原后，都被融化、同化。惟其设计周到、精致而坚韧，也就更难突破。所以直到19世纪中叶在外来力量的残酷冲击下，才出现了“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才撕开了裂口，现代的平等自由思想、宪政、民主制度就是通过这个裂口从外面传进来的，这一事实毋庸讳言，也无需讳言。既然承认其原则的普适性，那就是“闻道有先后”而已。在这点上用不着耻于向外人学习。老革命们常挂在嘴边的“老祖宗”马克思难道不是欧洲人？
以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为代表的“五四”以后的新文艺是晚清民初开动的“启蒙”的结果，反过来，也构成“启蒙”的重要部分。《家》之所以成为经典，正是由于其普遍的典型意义。那种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今天的年轻人很难体会了。《家》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其中所描绘的伪善和非人道，那一个个为旧礼教所摧残乃至夺去生命的青年男女的故事，都有普遍的现实依据，是同代人的共同命运。不理解这种旧文化之顽固和由此生发出的种种反人性的罪恶，也就无法理解那一批原来受过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熏陶而又有机会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的打破枷锁、冲出牢笼的强烈要求。因此，说旧礼教“吃人”并不为过。而宣扬和维护这旧礼教的顽固势力卫道士都是以“孔孟之道”、“祖宗之法”为说辞的。在这种背景下，激愤而喊出“打倒孔家店”也是顺理成章的。不止是巴金的作品，那个时代多数文艺作品，如曹禺的戏剧，甚至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其总的方向都是反旧礼教、反当权的恶势力、同情弱者，间接或直接倡导人权的。更不用说鲁迅了。
本人并非鲁迅的盲目崇拜者，也没有什么研究。不过我始终认为，鲁迅在《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著作中对国民性的深入骨髓的剖析和批判，还有他的高度概括：“做稳了奴隶与求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是他最伟大、最精彩之处。这些都是他在其所生长的故土和同胞中切肤之痛的感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悲愤极致，心头滴血之作。揆诸今日之现状，仍未过时，而且并不仅适用于农民。说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是受了西方传教士或日本人的影响，如果不是偏见，也是对那个时代的无知。
从晚清到民国，中国思想先驱们都是从外抗强权的诉求中觉悟到必须内图变革。在谋求变革的过程中，感受到阻力之大，既来自权势集团的高压，也来自传统文化的习惯势力，以及长期在这种制度和文化统治下的民众的种种弱点。因而发出改造文化、改造国民性的呼声，应是题中之义（这与后来我们熟悉的另一种“思想改造”绝不能相提并论）。他们绝不是以国民性和文化为借口，不要改变制度的“文化决定论”者。相反，他们的矛头都指向旧制度和统治者。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诉说沦为异族奴隶之苦时，千万不要得出还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好”的结论。在鲁迅之前，梁启超有感于国民之种种弱点和衰败的暮气，提出“少年中国的国民性改造方案”，即《新民说》，也是同一思路。他明确指出国民是由个人组成的，造成民弱、民贫、民无耻的根源在于作为个人的民权无保障。国民求自由的锐气“一锄之，三锄四锄之，渐萎废，渐衰颓，渐销铄，久之而猛烈沉浓之权利思想，愈制而愈驯，愈冲而愈淡，乃至回复之望绝，而受羁受轭，以为固然……”，造成这种情况，“政府之罪，又乌可逭也”？这就说得很清楚了，使国民精神萎靡的主要责任在于执政者一再打击和铲除民族的锐气。因而他大声疾呼倡导民权思想：“国民无权利思想者以之当外患，则槁木遇风雨之类也”。要强国必先强民，而强民之道在于倡导和维护民权，这种思想成为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心结，无论是面向知识群的新文艺、新文化运动还是直接面向草根的平民教育、乡村改良运动，目的都是一个：在普及教育中普及新思想。新思想的方向是争取平等权利、争取民主自由，而不是如何“做稳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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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都是说明制度与文化的革新是不可分割的，思想、制度、生产力的革新同时或交替进行，在欧洲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得最为典型，他们在漫长的岁月中也经历了许多曲折斗争。后发国家就没有那么从容的时间，一般都是在外力冲击下匆匆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物质生产、文化与制度的改变不可能配合得那么适时，因此在转型期表现出混乱、反复和痛苦，但是并不能以此为借口得出专制比民主更适合于这些国家的结论。相反，这说明更需要大力进行思想文化的革新。
所谓不成熟的民众不应享有自由权利之说，19世纪的西方人早有此说法。例如自由主义大师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在《论自由》（即严复初译为《群己权界论》一书）中对“四大自由”的内在逻辑做了精辟透彻的论述后，又说，这些自由只适合于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心智已经成熟的“成年人”，儿童当然不合适。还有“那些落后的国家社会，其种族可以视为未成年的，也排除在我们的考虑之外”。他所指的当然是当时处于殖民统治下的民族，不知道他心目中有没有包括中国（此书于1859年出版，已是鸦片战争之后）。那么我们今天是否承认广大中国人还处于穆勒所说的“未成熟”状态，没有资格当家作主，不能行使洋人早已有的自由权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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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一个半世纪的历程，尽管历尽艰险，而且走了不少弯路，甚至倒退，但是不容否认，我们在文化与制度的革新相互促进的道路上已经走了相当长的路。今天的中国人普遍的思想观念比之晚清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对民主、人权的诉求也更加自觉，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这要归功百年前敢于偷天火的先行者。我们都是他们的努力和牺牲的受惠者，应有一份感激和尊重。今天我们重复讨论的问题，甚至自以为的新见解，其实他们早已思考过，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对于先辈的贡献我们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凡有志于探讨今日中国之道路者，首先应该了解一百五十年的近代史，都应虚心、潜心读一些近代思想先驱的著述，包括他们之间早已进行过的争议。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谈得到进一步的创新。
正如“先富起来”的人有责任以其财富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一样，先成为“知识分子”，并有机会看世界的幸运儿理应有责任对传播知识、传播思想做出贡献。古今中外总有一些担负社会良知的、有一定理念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价值恰恰在于超越一己的和某种狭隘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是关怀自由、人权、社会正义、全民族的长远命运。在全球化的今天，还要考虑全人类的命运（如环境保护、世界和平，等等）。有了某种思想，发表为言论，自然是为了要有听众和读者，也自然会产生影响，这点无需讳言，也不必矫情。否则，媒体、舆论、报刊、书籍以及今天的网络文化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一己之见当然会有缺陷，只要所思所想是出于与斯土斯民血肉相连，设身处地从实情出发，而不是高高在上，或隔岸观火指手画脚，既不媚上，也不媚俗，就总会有可取之处。我期盼着再出现一次“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局面，庶几形成新的一轮思想解放，或“再启蒙”，从而为千呼万唤的制度转型起催生作用。
（《随笔》08.第2期）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博士生导师。湖南耒阳人。1951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在国内主持过若干大中型国际研讨会，在组织中国的美国学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以及参加和促进中美学术交流方面辛勤工作二十多年，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　

1.查阅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大地震的发生常常伴随而来的将是社会政治的重大变革.在中国古代,人们将地震归结为"阴阳失衡""阳微阴盛"所造成的.古代的一些大臣甚至君王,还把地震看成老天爷对"帝王"的一些不合"王道"言行的直接警告.汉成帝是历史上有名的好色皇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日有食之，其夜未央殿中地震”，日食和地震在同一天发生，可把汉成帝吓坏了，心想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让老天爷不高兴，发怒了。于是下诏称，“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君道得，则草木、昆虫咸得其所；人君不德，谪见天地，灾异娄发，以告不治。朕涉道日寡，举错不中，乃戊申日蚀、地震，朕甚惧焉。公卿其各思朕过失，明白陈之。”朝臣杜钦认为:“其夜殿中地震，此必適妾将有争宠相害而为患者。”意思是，宫中夜里发生地震，必是宫中嫔妃争宠，互相嫉妒、陷害，把后宫弄得滥糟糟而造成的灾难。后世的朝代有人这么讲"汉成帝时,日食地震,哀.平之世,嫡嗣屡绝,此天所以示戒也".1976年我国唐山发生的大地震以及随后发生的中国有史以来做深刻的社会政治变化是人们所熟悉,我在这里一一不做赘述.本人以为,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有趣的现象,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政治观念的原因.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认为"君权来自于天".人们往往认为,自然界的所发生的现象,往往看成是上天对君王的作为一种赞许或警告.二是,中国自古以来没有建立起少数统治者和绝大多数被统治者信息沟通和交流和利益协调全面的制度性的安排.而且不同的阶层之间也以及阶层内部也没有建立利益诉求的顺畅的制度渠道.一句话,官与民,官与官,民与民之间缺乏利益沟通和协调的制度性平台.因此,往往是一场自然灾害,因为暂时的民生困难,统治者为维护自己地位,以灾难为媒介暂时建立起利益诉求的管道,带来的将是社会政治些许变革.如果统治者没有建立这种暂时的渠道,不进行一些制度的变革,换句话说,人民利益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那么灾难所造成的人民生活困苦就可能演变成统治者地位的丢失,旧的世界将打破,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周幽王二年，即公元前780年,陕西的岐山发生大地震。《史记·周本纪》（卷4）记载，当时的太史伯阳甫认为“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大家别忘记,"千金买笑"就是周幽王的绝作.此人后来丢掉了江山.

    2.这次地震中我们看到了一些什么.首先我们看看发生的一些现象.

    地震一发生,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第一时间迅速赶到第一线.整个国家应急系统反应特别的迅速.处置有序.忙而不乱,临危而不惧.

    新闻媒体特别的开放和透明.信息互动异常顺畅.

    历史上第一次为罹难的普通民众设立哀悼日.

    民间的志愿者第一次在地震抗灾中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以至官方呼吁广大志愿者不要驾车赶往灾区,以免阻塞交通,影响救灾物资的运输.

    地震发生后,国家的经济依然健康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稳定.

    国务院专门制定灾区重建的法规性文件.

    人民空前的团结一致.对政府的支持率空前.截止目前,灾区所接受的各种捐款和物资近450亿人民币.创历史新记录.

......

我们在分析这些现象所透露的信息之前,还应该看到2008年的我国的大的背景.08年是中国的奥运之年,也是新一届国家领导集体产生的第一年, 还是改革开放30周年.但是08年也是中国人民战斗的一年,可以说开年以来,我们是与天斗(历史上罕见的南方雪灾),与地斗(汶川地震),与人斗(藏独).在战斗中,中国的国力大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展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大展现.人民的骄傲之情,自豪之意大展现.公民的意识在提高.尊重生命的价值的观念进一步的深入人心.因此我认为,这场地震给是自然变革的结果,也是社会变革成果的展现,更是社会新变革的开始.

至少我以为发生了以下变化:

第一.观念的深刻变革.等级制度深刻影响了中国几千年.而共和制的公民社会的确立时间很短,因此,公民意识深入人心还需要过程.在这次地震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天安门广场上"中国加油,汶川加油"的吼声,还是大批的志愿者自动入川救援,还是大批的捐款捐物,这一切都是自发的,发自肺腑的,这里面所表露的不仅仅是同胞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公民的意识的增强.表现的是对共和国的认同感和自觉履行公民的义务的行为.在我国几千年中,不能说不重视生命.但对生命的重视更对的是对"士"而言的.而且真正的君子在"义"面前,生命是第二位的.所谓"舍生取义"就是这个意思.但说到重视老百姓的"生命",从历史上看,就显得很苍白了.记得当年宋美龄访问美国的时候,当友人问到怎么样对付反抗的百姓时候,她一个受西方文化浸蕴多年的女士,做了个很优雅的杀头的手势.在这次地震中,"早一秒钟赶到,就可能多救活一个人的生命".还是解放军为救老百姓的生命不惜突破高空跳伞的禁区,勇敢的一跳,还是外国救援队迅速到达,还是设立国家哀悼日,都体现了政府"尊重生命"的理念.这一理念的确立和深入人心,将对我国的制度性安排和管理者的行动产生重大的变革和深远的影响.也对人们关于"生命价值观"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儒家提倡"德政".这是传统.其表现是政策照顾老百姓的利益,为政者以自己的德行.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旧有的道德价值观也受到了冲击,新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价值尚未确立.当今社会,物欲横流,道德失范,人的善心的天性与现实环境的生存的利益需要之间的矛盾,往往使人们感到失落和无助.这也许现代人心灵痛苦的根源.依法治国是现代国家理论一个基本命题.所包含的是立法,执法.护法和人们的法制观念.我们国家的国家理论中有许多方面还处于探索和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有机的结合起来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我以为这次大地震的救灾和重建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可做为上述两者有机结合的案例加以研究,从中得出一些基本的原则加以推广运用.比如,领导人的德行是非常重要的,胡温所代表的中央最高领导集体在这次重大事件中所表现的的德行强烈的震撼着世人.使得中华民族团结在一起,而在 具体的行动中他们遵循着法制的精神,比如设立国家哀悼日和出台汶川地震重建的法规性文件等等,是体现两者结合的典范之作.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法规的制定重视价值取向,而忽视在法规中实现价值取向的具体的操作程序,在具体的行动中灵活性太大,而又缺乏必要的过程监督,多重视事后监督,导致一些问题出现.这是应该注意的.

第三.在关注我国社会的变化中,我个人觉得新兴经济阶层的出现以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诉求应该是我们以后关注中国今后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的重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我国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经济阶层,这批人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国民生产总值上看,他们几乎占有经济的半壁江山,在经济结构中,这些人所经营的企业在事关民生方面许多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次震灾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迅速使灾民有地方栖身,国家领导人亲临这些民企,要求他们紧急组织生产,在短时间内完成赈灾的国家订货任务,从中可见一斑.在抗灾的过程中,大批的志愿者来自于白领阶层,体现了他们渴望在国家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愿望.由于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需要,这批新兴的经济阶层必然十分关注关注国家政策的变化,完全有可能也有这个需要,他们要在国家决策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这样今后的中国政治格局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在一些西方国家,大资本家或一些企业团体往往通过支持相应的候选人竞选来表达或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而在我国,"三个代表"的理论的提出,初步关注了这一新时期的经济社会阶层的变化,但如何建构新兴经济阶层利益诉求制度性渠道,至少我们目前的办法不多,探索过程也落后于形势发展的实际.因此,我个人认为,如何恰当的处理这些新兴经济阶层在政治上的要求,是影响中国政局的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四,新闻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调动国民抗灾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新闻媒体在国家生活中的巨大作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现在越来越使人们重视,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新闻媒体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想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如何依法依规的发挥媒体的作用应该值得关注.

上述的一些观点是我个人的粗浅的认识.5月19日--21日.是国务院确立的第一个国家哀悼日.悼念这次汶川地震中罹难的同胞.那天,我感触颇深,写了以下几句记念这一历史事件:

                                地裂山崩震汶川,

                                神州处处泪潸然.

                               官命 从来高一等,

                                国殇而今旗半悬.  

丹桠:
高校教师，博士。

五四运动有两个概念，一指八十九年前中国巴黎和会上失败，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事件。一则指以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文化反思，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20年代初。本文所说的“五四”主要是在后一个意义上使用的，仅为少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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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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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符号，它和20世纪中国的任何其他思想体系和运动一样，在不同时期，被赋予不同内涵，也遭受到不同的评价。 很长时间里，它被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和中国进入现代阶段之标志出现在教科书中。而近些年来伴随传统文化热，开始出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文化反思的反思，许多人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打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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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必须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置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发展这一背景来认识。离开了这一背景，我们无法对其中的任何一个历史过程获得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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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这个问题很复杂，许多人把它当作西方的东西。实际上，现代化发展是人类文明要素生长积累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和趋势。中国明代经济、技术、工艺、思想文化的高度发展已经暗含了对新型社会架构的诉求。但是暗含诉求不等于就能够出现这样一个架构。网络上许多小青年认为清代统治三百年是多余的，没有这三百年，以明代发展之势，中国不会比西方落后。可是何为不会比西方落后？如果说是中国可以自发进入现代社会，这是很值得质疑的。晚明的社会震荡表明在传统的社会架构和文化中是无法生长出这种东西来的，清兵入关不过是个偶然因素，即使没有清兵入关，晚明的前景至多也不过是再次重复朝代更迭的路子，以张自成或王自成的王朝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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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性之乱循环，有技术进步而无社会形态的演进，这是中国历史展开的重要特征。它需要现代化发展，换言之，现代化才是它的突破口。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和架构开不出这个东西，反而是在19世纪现代化在全球扩展中被强行纳入这一进程中。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虽然当时清政府未必没有现代化这个概念，但平心而论，从洋务运动到05新政，它做了许多努力，这些努力几乎是全方位的，涵盖了经济、技术、军事、教育、实业、政治等各个领域，然而却一一失败，辛亥革命建立起现代共和体制，这一成果也旋即由于国会贿选、帝制复辟和军阀混战而被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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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所有的路都走不通？晚清之震荡再一次证明了和晚明相同的问题，在根子上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却让无数中国人感到困惑。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产生有它的必然性和积极意义。现代化发展不仅仅是学习西方各种科学技术的问题，而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问题，这个转型没有一次对民族文化的自我反思，是无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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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是个过程，发生于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是这个反思的一部分，不仅仅西化派的观点是反思，以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东方化”派的观点同样是反思。实际上真正从根子上把握到中国文化之问题的正是梁漱溟，他在肯定中国文化之价值的前提下，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对中国文化所作的批评，系统性、深刻性和尖锐性方面都远远超出他的同时代人，表现出一个学者的敏锐的洞察力。遗憾的是，他的这一部分思想始终被人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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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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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确有其缺点，方法上失之于主观简单化，观点上也不系统，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和西方文化的理解往往是零星的片面的。但若说它打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实际上犯了和五四新文化同样的错误。一个有着数千年之深厚积淀和根基的民族，怎么可能被一次文化思潮说打断就打断？一个文化是一个系统，既有它的思想体系、价值理念，亦包括表现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载体，如建筑、艺术、饮食、节日、庆典、风俗、仪式等等等等。价值理念是导向，而各种载体则是培养民族之心性气质的土壤。文化血脉的被打断在于它的土壤被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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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复杂。各民族文化之发展表现在其载体上，都有过一个追求精致化、程式化、精确化的过程。人们之所以追求这个，是因为在其背后体现着一种素养和教化。正是这种追求逐步酿造了一民族的审美意境，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德审美意境，培养了一种美学意义上的高贵的精神气质，反过来，这种精神气质进一步促进了对生活方式的精致化、程式化、精确化的极至追求，二者具有互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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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传统社会，受物质条件的限制，这些方面更多的体现在上流社会的生活中，尚未能普遍地走入平民社会或民间。因此在传统社会，人们把这种精神气质称为贵族精神。实际上并非贵族天然具有这种精神，而是贵族垄断了这种文化生活，以致在特定历史阶段，贵族阶层和贵族精神的合一。中国贵族阶层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解体，但其转化为士阶层，这个阶层大致上仍属于社会的主流，也即属于上流社会，少数穷秀才除外。所谓传统文化的继承延续在精神法脉上与传统社会的精英们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认同和追求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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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过程，任何一种文化除了上述所说的精致文化和“贵族文化”，都有它的另一面即民间文化包括江湖文化。不能说民间文化中没有好的东西，实际上民间文化中也有许多东西在不断提升，逐步被上层社会所认同，而涵容于民族的优秀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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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可否认，民间文化中有恶俗粗鄙的东西。问题在于，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反封建专制，在相当程度打掉了贵族阶层的政治特权，但是贵族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却被延续下来，人们虽然反对贵族的政治特权，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仍然是大家十分向往的东东。当工业和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有条件和贵族们一样生活时，这些东西就扩展到中产阶级乃至平民。换言之，中产阶级和平民的生活方式与审美品味、精神气质得到提升。其传统文化的精神即所谓血脉那个东东被保留被继承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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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在近现代以后却走上一条相反的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打掉了上层社会的政治特权。及至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虽然提出打倒孔家店，反思传统文化，但他们基本都深受那种生活方式的浸淫，并没有革除那种方式和精神。相反在他们仍陶醉于精致的生活方式，欣赏着传统的诗词文赋和戏曲，有着深厚的学养，身上还保留有浓厚的精英文化之气质。文化血脉的被打断是在后来，各种政治运动，不仅打掉了贵族特权，而且连这种生活方式与精神气质一块儿端掉。民间文化与江湖文化包括其中极其恶俗和鄙俗的东西却被大大激发乃至膨胀，变成文化的主流。其实，细看《水浒》，可以发现我们当下的生活场景和那个时代有太多的类似。只不过它在江湖，而我们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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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的文化载体即是它的土壤，也即该民族的宗教（泛化的宗教），只要该民族的土壤在，则使民族如青少年成长一样，即便会出现叛逆，会犯各种错误，也能够回来，就是说能够找到回家的路。因为它的土壤可以给它的精神养存提供营养。怕之怕这个土壤被破坏造成水土流失，我们不知道从哪里重新培植这么一个土壤。当然，更怕的是，为了重新找回这么一片土壤，而让一切死灰复燃。就跟美国电影《蝴蝶效应》里的过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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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之见，20世纪的中国需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精神，亦需要传统文化的回归。

附言:博士的观点我颇赞同.中国自古以来好象有两个文化圈子.从古代"士"到近代的"知识分子",由于文字总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因此这一批人形成了一个"贵族文化"圈子.所谓"往来无白丁"是也.另一方面,广大的底层民众所生存的文化圈子是"草根文化".主要是迷信 宗教 家族以及对上流文化模仿和生存需要等形成的混合物.由于物资和人员的流动性小,在古代两个文化圈子的交流很少.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文革"的作用和共产党的执政.可能由于这个问题太敏感,所以博士很隐晦的提到,但没展开.

   公元136年(东汉顺帝永和六年)，大将军梁商临死时，对他的儿子梁冀说：“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无以辅益朝廷，死必耗费帑臧，衣衾饭唅玉匣珠贝之属，何益朽骨？”他要求丧事从简：断气以后，马上拉到坟地，即时殡葬了事。但是，死之后，皇帝亲临梁府吊唁，颁下旨来：“赐以东园朱寿器，银缕，黄肠，玉匣，什物二十八种，钱二百万，布三千匹。”

“黄肠”，全称为“黄肠题凑”，为“天子葬制”。初见于《汉书·霍光传》：“光薨，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颜师古注引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所以为固也。”从北京大葆台西汉墓的挖掘发现，才明白梓宫里那些围绕着棺椁，许多整齐排列的整棵柏木，便是史书上所说的“黄肠题凑”了。这虽然是汉代帝王的专用葬制，不过，经天子特赐的皇亲国戚，高官大臣，死后也可享用。由此可见，梁商应该是与汉武帝的霍光一样，是个生前显赫，死后哀荣的大人物。

虽然，梁商有遗言，死后不要“百僚劳扰，纷华道路，祗增尘垢，虽云体制，亦有权时，方今边境不宁，盗贼未息，岂宜重为国损”？但皇帝不干，他之所以要大办特办，备极哀荣之能事，因为死者不但是他的老丈人，还是替他管理国家的大臣。此人虽说不上有什么大功劳，也没什么大纰漏。于公于私，他不得不如此做；何况在汉代，外戚，常常是左右朝政，操纵帝位的重要因素，他也不能不如此做。尽管如此高规格的对待，他的老婆梁皇后，梁商的女儿，还嫌不怎么满意。于是，她另行赏赐，手笔之大，骇人听闻，比顺帝差不多翻了两番，“钱五百万，布万匹。”

由此也就知道，梁商所以死后能够享用“黄肠题凑”的葬制，看来是女儿为皇后的缘故了。

而梁家的裙带风尤为厉害，他们家先后出过三位皇后：一位是和帝的生母，死后被追封为恭怀皇后；一位是现在顺帝的皇后；还有一位，就是皇后之妹，不久又将成为桓帝的皇后。所以，像梁商这样一位极有后台的大将军，能够在生命最后一刻，说出这番丧事从简的话，也颇能表明梁商此人，尽管做了很大的官，拥有很大的权，还能有一份最起码的知道自己为外戚的明智。

《东观汉记》对他的评价简直近乎溢美：“其在朝廷，俨恪矜严，威而不猛。退食私馆，接宾待客，宽和肃敬。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皆若在己。轻财货，不为蓄积，故衣裘裁足卒岁，奴婢车马供用而已。”如果再以《后汉书》中对他的议论看，“自以戚属居大位，每存谦柔”，足以了解他检束自己的隐衷。在封建社会的宫廷斗争中，宦官是最为人诟病的一群，外戚的名声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位大将军能有这点清醒，能有这点谨慎，也就难能可贵。

可是，他的儿子梁冀，却是一个浮浪子弟、不法纨绔，与他老爹完全不同，绝对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恶棍歹徒。

有一次，他父亲与洛阳令吕放，也就是首都的市长聊天。其间，自是出于朋友的善意，吕放示意梁商，老人家，您要好好约束一下贵公子才是。梁商当即表示关注，连连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吕放当然不会和盘托出梁冀的恶行，只是点到为止。梁商回家以后，拍桌子把梁冀训斥了一通。史书称梁冀长得“鸢眉豺目，洞精矘眄”，这八个字形容这位大少爷，估计梁冀那一脸刁蛮，心存龌龊的样子，够让人倒胃口的。梁冀被他老子狗血喷头骂了以后，心想，你吕放给我上眼药，给我添堵，我就给你来一手绝的，派杀手在半路上把这个多嘴的市长干掉，要了他的命。梁冀怕他老子查出来，谎报是吕放的仇人所为，并推荐吕放的弟弟吕禹接任洛阳令。然后大肆捕杀，灭口无证，从此没有一个人敢在梁商面前说他的坏话。

梁冀在办完其父丧事之后，不到半年，就由河南尹上调中央，接替其父的大将军位置，同时参录尚书事，位极人臣。因为他的大妹妹，为顺帝皇后，是个精于权术，巧于谋算的女人，自是需要她哥哥在朝廷之中，为其羽翼。这个女人，醉心政治，酷嗜权柄，顺帝驾崩以来，她先后迎立冲、质、桓三帝，都是不超过十几岁的小皇帝，这样，她就顺理成章地得以临朝执政。梁冀由省而中央，掌握最高权力，更是肆无忌惮。

梁商所以检束自己，因为他的诅父梁竦，“有三男三女，肃宗纳其二女，皆为贵人。小贵人生和帝，窦皇后养以为子，而竦家私相庆。后诸窦闻之，恐梁氏得志，终为己害。建初八年，遂谮杀二贵人，而陷竦等以恶逆。诏使汉阳太守郑据传考竦罪，死狱中，家属复徙九真。”所以，梁商幼年，是在这种宫廷斗争的阴影中长大的，领教过充军发配，家破人亡的苦痛，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后来，窦家倒了，扫地出门，梁家平反，重新辉煌。也许看透了外戚家的兴亡荣枯，都是须臾间事，梁商备受外戚之苦，稍有自律，不敢作孽，直到临死，也没敢炸翊。梁冀则不同了，只知道外戚之得便宜，有后台，所以，恣意妄为，毫无顾忌，缺乏最起码的自知之明，最后自取灭亡。这样，梁商辛苦苦打下的基业，一转眼间，就在自己的第二代手中败了家。掘墓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儿子。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儿子败坏老子的遗产，孙子颠覆祖辈的根基，尸骨未寒，江山易色，魂幡尚飘，旧调新弹。历史的颠覆，有时也来得太快，这也是所有第一代创业者始料不及的悲剧。一个土财主，出了个败家子，顶多破产而已，而偌大政权，毁在败家子手里，那就是国破人亡的灾难了。

《后汉书》这样描写梁冀：“为人鸢眉豺目，洞精矘眄，口吟舌言，裁能书计。少为贵戚，逸游自恣。性嗜酒，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钱之戏，又好臂鹰走狗，骋马斗鸡。”如今，能知道“格五，六博，蹴鞠，意钱之戏”是怎么一个玩法者，大概是找不到的了。

李汝珍写《镜花缘》，就感慨古代若干游戏技艺的失传；有一次，我听一位研究清代宫廷的学者，论及时下的古装电视剧，大摇其头说，不是哪一点不像，而是压根儿就没有一点像。不过百年之隔，就生疏如此，汉代花花公子们的游乐，更是无法知悉。但以今譬古，估计也相当于现在流行的按摩，桑拿，蹦迪，酒吧，高尔夫，弹子房，卡拉OK以及三陪小姐的全套服务吧？

从这些细节来看，梁冀只能说是一个活生生的吃喝玩乐的衙内，如果仅此而已，他老子在地下也就可以长眠了。但是，从古至今，又有几个衙内仅仅满足于吃喝玩乐这四个字呢？权力这东西，是首先要把握在手里的东西。梁冀倚靠着他当皇后的妹妹，长期独揽大权，达二十多年，简直到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地步。当他炙手可热时，“其四方调发，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乘舆乃其次焉。吏人齑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

有一个叫士孙奋的扶风人，很有钱，梁冀打他的主意，把自己的坐乘，连马带车强行抵押给这位富翁，要贷款五千万。这种勒索，与明抢也无什么差别。士孙奋没法，不敢不借，但借也等于肉包子打狗，有去无还。于是，给了梁冀三千万，以求消灾。哪知梁冀大怒，给你脸，你不要脸，于是一纸公文把士孙奋告到了扶风县，诬陷士的老娘，曾是梁府替娘娘管私房钱的女婢，偷了他们家白珠十斛，紫金千斤，逃跑在外的。官府哪敢忤违梁冀，他怎么说，就怎么办，“遂收考奋兄弟，死于狱中，悉没赀财亿七千余万”。

所以，大臣黄琼上疏：“诸梁秉政，竖宦充朝，重封累职，倾动朝廷，卿校牧守之迁，皆出其门，羽毛齿革，明珠南金之宝，殷满其室。富拟王府，势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荣，忠臣惧死而杜口，万夫怖祸而木舌。”其实，黄琼敢于这样冒犯梁冀，是知道自己不久人世，才直言不讳地向皇帝说出了真相。但是，封建社会的最高权力中，外戚能把持朝政，为非作恶，而有恃无恐，通常，那个做皇帝的男人，不是年龄太小，童稚无知，被控制操纵，便是昏庸无能，行尸走肉，被蒙蔽愚弄，由此，便知道黄琼疏上以后，说了等于没说，屁事也不顶用的。外戚，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司马迁着《史记》，专门有《外戚世家》一章，说明了自远古起始，中国统治者的母族和妻族的姻亲们，染指权力，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现象。

现今的世界上，除了欧洲保留王室的国家，尚会有后妃的外戚外，其他国家的领袖，都有任期限制，母族、妻族纵能涉足权力，也是镜花水月，稍纵即逝。即使是世袭的国王，又如何？也不过是做做样子的摆设，外戚就更没有什么油水了。那位因车祸而亡命的黛安娜王妃，其弟也就是在他姐的葬礼上风光了一阵，好像也没有因她而升官发财。如今，一般政权体制中，已无外戚这一说，但外戚没了，不等于裙带风也没了。有的人在仕途上贪图捷径，走统治者的夫人路线，走权势者的太太路线，而获重用和信任者，还是会存在的。

古代的“外戚”，专指封建社会中与帝王的后妃具有亲属关系的人士，后来，血缘的因素，变得不那么重要，凡是皇太后，皇后(未来的皇太后)，太子妃(未来的皇后)，以及正被皇帝宠幸的任何一个女人，她们所嬖爱的某个娘家的男人，或者不是娘家人，可以在后宫出入的人，都可算在外戚之列。再后来，也就无所谓后和妃，凡依赖女人的力量，获得权势和财富者，都被泛称之为“裙带风”这样比较香艳的名目之下。

外戚，是后代裙带风的老祖宗；裙带风，则是外戚在现代社会的延伸与发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凭机遇而不需奋斗，凭幸运而不靠本事，凭女人而不用努力，凭裙带而操弄权柄的特殊阶层。司马迁的《外戚世家》，第一个就写了汉高祖的老婆吕雉，她的两个兄弟，也就是刘邦小舅子，差点把刘姓王朝颠覆。王莽也是外戚，他一手结束了西汉政权。到了东汉，一拨一拨，更是目不暇给。汉代，在中国历史上，是外戚闹得最邪乎的一朝。

外戚能够紧紧攫取朝政，首先，得有一个对权力感到兴趣的女人，有本事把皇帝丈夫或皇帝儿子，玩弄于股掌之上。其次，得有一个或数个迫切需要权力的娘家人，或者是相好之类的男人，可以委以重任，沆瀣一气，共同作恶。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还得那个为帝王的糊涂蛋，必须沉湎酒色，必须昏庸无能。除此，最好的得以控制国家权力的办法，就是皇帝为小孩子，容易摆布。清代的慈禧在咸丰死后，选同治、光绪、溥仪三个人当皇帝，年龄越挑越小，看来深谙此道。只有这样，才能出现帝权旁落，后权当政的局面。

所以，顺帝死后，第一个立的是冲帝，两岁，还在襁褓之中，自是再理想不过。援例，梁后为皇太后临朝听政，梁冀扶摇直上，不可一世，也是预料中事。但是，不到一年，这个婴儿死了。于是，太后和其兄禁中定策，再立，还得找一个儿童皇帝才好，以便掌握。第二个立的是质帝，八岁，可是，不到一年，也死了，死得很惨，是毒死的。这个才不过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大概看见梁冀那“鸢眉豺目，洞精矘眄”的样子，有些害怕，“目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闻，深恶之；遂令左右进鸩加煮饼，帝即日崩。”

现在轮着该立第三个皇帝了，这兄妹俩看中了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也就是后来将他们梁家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桓帝，这是万万没想到的。他们还以为这样的选择，万无一失，因为皇后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自己的嫡亲妹夫，还能不向着自家人吗？而那个跋扈将军梁冀，大权在握，已经干掉了一个皇帝的他，因此，十分自信，即或这个年轻人翅膀长硬了，还会在乎再干掉一个吗？

“初，梁冀两妹为顺、桓二帝皇后，冀代父为大将军，再世权威，威振天下，冀自诛太尉李固，杜乔等，骄横益甚。(小梁)皇后乘势忌恣，多所鸩毒，上下钳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怀不平，恐言泄，不敢谋之。延熹二年，皇后崩。”这一下机会到了，桓帝在厕所中，召见亲信，策划了一场倒梁的运动。159年8月，“帝御前殿，诏司隶校尉张彪将兵围冀第，收大将军印绶，冀与妻皆自杀，中外宗亲数十人皆伏诛。”

从梁商死，到梁冀自杀，23年工夫，这家外戚走完了全过程。

在中国历史上，凡为外戚者，椒房之宠，内宫之幸，确实是非常风光的。读《红楼梦》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不过当上皇帝的许多小老婆之一，整个贾府上下，那一份当上外戚的亢奋，好像中了什么头彩似的。好日子没过上几天，大小姐一死，这家立刻就垮了下来，最后，树倒猢狲散，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翻一翻《二十四史》，外戚得好下场者不多。因为一些本无可能染指权力的人，攀附着女人裙带，爬上了高枝儿，暴得富贵，沐猴而冠，总是难免魂不附体，神志错乱，便小人得志，乱作威福，当然只有覆灭完蛋一途了。

外戚的败亡，通常都发生在所依附的那个后、妃出了问题，或是死了，或是失宠了，或是原先能够控制得住的小皇帝长大了，再也不听摆布。于是，靠山一倒，不得不跟着也倒。为后为妃者，罚坐冷板凳，还算是好的，被打入冷宫，一般也就没戏了，而鸩酒一盏赐死，或白绸一条劝缢，那么，做外戚的就得陪着倒霉。这时候，外戚的那个“戚”字，就从“亲戚”的“戚”，变为忧戚的“戚”，惶惶然如丧家犬，懵懵然似落汤鸡，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了。

裙带这东西，好就好在可以攀附，但坏也坏在容易缠绕，弄不好裹住了自己，脱不了身，便是沉船的老鼠，只好一块儿与船覆灭。这也是所有不从正门入，进客厅，堂皇坐下，而是从后门人，出入卧室和厨房，鬼鬼祟祟，缩头缩脑，走太太路线的人，常常认识不足的地方。后汉的梁冀，他家接连出了三个皇后，可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强势的外戚。朝廷好像是他们自己家开的一样，这位大将军威权无以复加，到了可以随便换皇帝的地步，结果又如何，还是掉了脑袋，落一个满门抄斩的下场。

当然，即使在封建社会中，外戚也不是一定会有的政治现象。凡是从非正常的渠道获得权力，总是一种非正常的政治环境下的产物，只要昏君当道，朝政紊乱，政治腐败，纪纲不振，才会有梁冀这样的外戚出现。桓帝收拾了梁氏外戚，但接着在他的卵翼下，又有邓氏外戚，窦氏外戚作乱，一蟹不如一蟹，东汉政权就这样进入了末期。

梁冀被籍没时，“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以上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后汉书》)。三十余万万，究竟是五铢钱呢，还是其他计量，不得而知，但等同于全国租税之半，这笔贪污款可谓触目惊心。由此，也可了解到从非正常渠道获得权力的人，必然要疯狂攫取，必然要所行非法，必然要生活糜烂，必然要道德败坏。最后，也就必然要像梁冀一样，付出生命的代价，身首异处，伏法阙下。

关于梁冀的故事，显然是非常古老了，历史的作用，就在于警示。在目前这样大好的社会环境，健康的政治风气下，对那些不走大路走邪路，不走前门走后门的心术不正，觊觎权力之徒，保持一点清醒意识，也许不无裨益吧！

    西藏的确是个美丽而神奇的地方,西藏人民是非常淳朴和虔诚的,西藏的文化无疑是世界上最为圣洁神秘和瑰丽的文化之一.西藏的一切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

    1.从当前的达赖的言行来看,他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徒.据我所知,藏传佛教中对教徒有"十戒"的规定.“十戒”的内容包括“身三”，即不杀、不盗、不淫；“口四”、即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意三”、即不贪、不嗔、不痴。身、口、意代表了行为、语言和思想。达赖领导下的"藏青会"公开宣称"用自杀攻击平民生命"的主张是违背佛教"不杀"的根本戒律.达赖最近发表对西藏发生事情的肆意歪曲发表的一些声明,明显的违背佛教的"十戒".“戒律存则佛法存，戒律灭则佛法终”.达赖这些违背"戒律"的言行表明他已经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徒了.因此国际社会一些人把他看做"宗教领袖",只能表明,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李肇星同志说他是一个"政治和尚".我认为,他是个政治人物,而不是"和尚".说他是"和尚"我们是抬举他了.

   2.从过去和现实来看,西藏不可能独立.在西藏,也不可能恢复过去的制度.这是明眼人一看便知的结论.那么达赖和一些西方国家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西藏地处高原内陆,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只有与内地加大联系,才能发展西藏,西藏人民的生活才能改善.建国近六十年来,西藏与内地已经形成了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因此西藏过去不能独立,现在更不可能独立,将来也不可能独立.五十年来,西藏过去的教政合一的农奴制度更不可能恢复,我到过布达拉宫,在那里最不值钱的是"黄金".我很纳闷,旧西藏社会里,生存环境恶劣,人口稀少,经济极度落后,商品极度匮乏,但布达拉宫建设得如此恢弘和华贵,只能表明一点,那就是在旧西藏,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大多数人民则极度贫困.在当今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恢复过去的制度,无异是"妄想".达赖宣称他不谋求西藏独立,他希望在西藏实行最大限度的"自治",其实就是想恢复过去教政合一的制度,不但全国人民不答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西藏人民更不会答应的.达赖宣称,他是为了保护西藏的独特的文化.文化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一种文化要保存和发展,只有交流才能得到发展和真正得到保护.达赖宣称的文化保护不过是变相的"独立"要求罢了.按照这个分析,国际上的一些人支持的"用心"也就十分明了.他们的目的是,把"西藏问题"(本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当作遏制"中国崛起"的一张牌,借助奥运会的契机,达到妖魔化中国进而演变分裂中国,使中国成为其附庸的阴谋.当前种种迹象表明,国际上的一些人,已经从口头上宣扬"中国威胁论"转变为行动上不择手段制止"中国威胁".从而制造我国"和平崛起"道路上的又一个"拦路虎".

   3.在西藏的问题上,我们的确既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也要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建国以来,由于中央以及全国人民的支持,西藏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个人认为,在中华文化的大家庭中,藏族文化有其固有的独特性和魅力.这种文化产生于极其恶劣的地理环境下,体现了藏族人民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坚韧的努力和对"真 善 美"的不懈的追求,藏族文化的特点是注重不断的完善自我和对生命真谛坚韧的追寻.我个人认为,是不是应该从"文化的观点"上,在中华文化的大家庭的前提下,着重从"儒家文化"和"藏族文化"的交流融合的角度,做一些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反对那种"文化优越论"的大民族主义观点和做法.我到西藏旅游时候,刚好我们的司机是一个藏族男子.真实的说,由于自己对藏族文化知之甚少,因此,对与他的交往,自己总是感到很谨慎,与同和外国人打交道一般.所以,我主张在历史教学中,我们应该增加藏族文化教学内容.以便我们的后代了解和体验藏族的文化.这样会更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长治久安.

   现在好了,通过我多年的呼吁和推动,语文和英语全体老师赞同,把学生的背诵经典这件事情纳入了教学组织的常规活动,做了硬性的规定,并开始了行动.让我们的学生高声诵读经典.作为老师,听到学生的高声诵读,感到无比的快慰.我始终坚信,学生诵读经典对其人格的完善和陶冶是任何机器不能解决的.我始终坚信,学生诵读经典,使他们感受美,体验美这也是任何机器不能替代的途径,我始终坚信,学生高声诵读经典一定会让他们受益终生.

   让我们的学生高声诵读经典吧.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钱文忠

    出生于一九一一年的季羡林先生今天已经是九十七岁高龄了，在我考进北京大学的一九八四年，季羡林先生也已经是七十三岁，年过古稀了。撇开季羡林先生的崇高的社会和学术成就、名誉、地位不说，就单论年龄，他也已经是燕园一老了。大家称呼他，更多的是“季老”，而不是像门生弟子那样称呼“先生”了。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长者呢？对比自己年长的人——当时冯友兰、王力、陈岱孙等比季老高一辈的人还都健在——季老是非常尊敬的。根据我的日记，一九九零年的一月三十一日，先生命我随侍到燕南园向冯友兰、陈岱孙二老以及朱光潜先生的夫人贺年。路上结着薄冰，天气是非常的寒冷，当时也已经是八十高龄的季先生一路上都以平静而深情的语调，赞说着三位老先生的治学和为人。先到朱光潜先生家，只有朱夫人在，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再到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只有冯先生的女儿宗璞和女婿蔡仲德先生在家，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最后到陈岱孙先生家，陈先生倒是在家的，看到季先生来访，颇为惊喜。季先生依然是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其时正好两卷本《陈岱孙文集》出版，陈先生去内室取出书，题签，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把书送给季先生。季先生也是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接过，连声说“谢谢，谢谢”。冬天柔和的阳光，照着两位先生的白发……这几幕场景过了十七年了，却一直鲜明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北大有许多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在将近二十年前，那是称为中年学者的，行辈、地位自然还不能和季先生相比。季先生对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尊重，不遗余力地揄扬他们。我在这里讲的都不是季先生在公开场合，比如学术会议之类上的举动，都是私下的言谈，不为外界所知的。

    一天，我陪季先生散步到办公楼附近，恰巧中文系的裘锡圭教授正低着头很慢地走在前面，大概在思考什么问题。季先生也放慢了脚步，低声对我说：“你知道吗？裘先生，古文字专家，专家。”说这些话的时候还跷起大拇指，微微地晃动。裘先生不久以前接受了复旦大学的邀请，把讲席移回了上海，这实在是上海学术界的幸事，是上海学子的福气了。

    还有一次，当时还在四川大学刚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的朱庆之先生——后来调入了北大并且担任学校的教务领导——评职称，请季先生和北大中文系的蒋绍愚教授写推荐意见。表格当然先送到季先生处，季先生写好封好，命我送给蒋先生。蒋先生拆开一看，愕然说道：“季先生怎么这么写？这可叫我怎么办？”我当然茫然不解，蒋先生微笑着把表格递过来：原来季先生把自己的意见写在了专家推荐栏目的底下一格，这样，蒋先生不就只能将自己的名字签在季先生上面了吗？这怎么会不让当时才四十多岁的蒋先生为难呢？

    再举一个和上海有关的例子。一天傍晚，我照例去季先生家。季先生从书房里拿出一封信来，对我说：“你知道上海有一位徐文堪先生吗？他给我寄了一些有关吐火罗研究的材料，有些我都没有见过，实在是难得，你回上海，一定替我去拜见一下徐先生。”下面我还会介绍，季先生是中国唯一一位直接研究吐火罗语语言本身的学者，在世界上也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在这方面的藏书恐怕还要超过国内的图书馆。徐先生当时是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但是，对国内外的学术动态的了解，已经是在国内罕见其匹的了，所以能够提供连季先生都没有见到过的材料，现在早已经是教授级的编审了。季先生对徐先生是推崇备至，凡是见到上海来的朋友，都要提到徐先生的名字。

   那么，对更为年轻的学者呢？季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奖掖，无论自己多忙，也无论自己手头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总是乐于为他们的著作写序，这就是季先生序写得如此之多的原因。不仅如此，季先生还往往会在为某个人写的序言里面列举上一大串年轻人的名字，唯恐人不知道。至于替年轻人看稿子，推荐发表，那简直是家常便饭了。然而，也确实有一些年轻人后来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给季先生带来麻烦，但是，季先生总是以非常宽容的心态来对待他们。也正因为这样，很多年轻人和季先生年龄、地位都相距遥远，但都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位长者。

    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是关于季先生请年轻人吃饭的。一次是请我吃饭。有一年假期，我没有回上海，躲在北大。一天，我拉上窗帘关紧门，点上蜡烛看书，隐隐约约听到楼道里有悉悉簌簌的声音，一会儿有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季先生不放心我，在助手李铮老师陪同下，特意来叫我去吃饭。这顿饭吃的什么，今天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但是，开门看见季先生站在昏暗的楼道里的情形，却至今犹在目前。那些年，经常在季先生家吃饭，也经常陪同季先生赴宴，但是，这顿饭是很特别的。

    现在已经是著名历史学家的浙江大学的卢向前教授，当时还在北大读研究生，他应该也有一顿难忘的饭。季先生在研究糖史的时候，曾经托卢先生代为查阅一份敦煌卷子，为了表示感谢，季先生特意在一天中午来到杂乱不堪的学生宿舍，邀请卢先生吃饭。这件事情在北大造成了轰动，传为美谈。

    然而，季先生又要求年轻人为他做过什么吗？我相信没有。很偶尔地，季先生会让我们为他查找一些资料，这原本是我们应该做的，况且还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可是，就连这样的举手之劳，季先生也绝对都要在文章里、书里写上一笔。有不少媒体问过我，季先生工作那么忙，还发表了那么多的文章，是否有学生代笔的？这不算是一个太离谱的疑问。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追随季先生那么多年，连替他写个信封的事情都没有过。

    上面讲的都是和学术界有关的事情。那么在学术界之外，季先生又有怎么样的长者风范呢？还是举几个例子。季先生穿着极其的朴素，经常会被人看成是学校里的老工人。不止一次，季先生会被来报到的新学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动地替他们看守行李，有时候会一看两小时。自然，这些学生两三天以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季羡林校长坐在主席台上。

    北大有司机班。大家知道，司机可是见多识广的，而且往往并不那么好说话。然而，北大的司机都愿意为季先生服务。为什么呢？季先生每次都会为他们准备一些小礼物，比如当时还比较少见的国外带回来的香烟。可是，这些能够打动司机吗？不能！有几位司机告诉我，他们接送的大人物，几乎都是不怎么和他们说话的，到了家也是自顾自地走了，只有季先生下了车道谢不说，还要站在门口目送车子驶远。这才是令他们非常感动的地方。

    季先生自己生活的简朴，在北大是人所皆知的。但是，他的慷慨知道的人就并不很多了。有不少事情是我经手的，因此我知道的就比较多一些。季先生往自己的家乡小学寄钱寄书那是常有的事情。就连在家里工作过而已经离开了的保姆，倘若喜欢读书，季先生都会给予支持。我清楚地记得一张汇款单子上季先生的留言：“这些钱助你读书，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干净的。”那件事情是我经手的，所以我的记忆格外清晰。

    实际上，对北大的情况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在季先生九十岁以前，他在北大朗润湖的寓所的大门，几乎是完全敞开的。张中行先生笔下那幕一位小书店老板抱着一大摞书上门请季先生签名的情况，根本就是经常发生的。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前几年，北大接受了一笔最大的捐赠，就是来自于季羡林先生的。这笔捐赠有多大呢？仅仅是古字画就有数十幅！季先生在文革前省吃俭用的钱，几乎都用于此。他收藏的最底线是齐白石，这些收藏当中甚至有苏东坡的《御书颂》。光这些的市场价格应该怎么算呢？可是，季先生捐出的不仅是字画，还有古砚、印章、善本，还有自己毕生积蓄的稿费。总之，季先生把一切都捐赠出来了。而且，季先生还不停地把近年来的稿费捐赠出来。季先生是已经有了曾孙的，他的后代都过着很普通的生活。请问，这是什么样的胸怀？那些无聊而狂妄地评论季先生的人，又做何感想呢？

    我想“季羡林热”的一部分原因，甚至可以说最主要的愿意就在于此，大家都感受到了作为一位长者的季先生的为人风范和人格魅力。要知道这位朴素如老农的长者是留学德国十年的哲学博士，是当时已经为数极少，现在更已是硕果仅存的建国后第一批文科一级教授，是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的文科校长，是全国人大的常委，是一百多个全国性学会的会长、杂志的主编……按照完全可以理解的世俗心态，这里难道不是存在着巨大的不和谐或反差吗？可是，难道不也正是这种所谓的不和谐和反差，反而更加增加了对季先生的崇敬之心吗？

    社会上对季先生的崇敬可以从媒体的报道中清晰地显示出来。季先生在素来洋溢着某种清高和狂傲的北大学子那里，也得到了一种亲切的真诚的热爱。北大校园里，学生不少是骑车如飞的，前面倘若有人挡道，那一般都是大按其铃，催促不已的。然而，我却太多次地看到，只要学生知道前面慢慢地走着，挡住了他们的道路的是季先生，他们都会跳下车来，安静地在后面推车而行，不少时候，季先生茫然不知自己身后排起了一条长龙。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季先生推开家门，发现门前白皑皑的雪地上，画满了来自北大好几个系所的学生的问候和贺年之词，季先生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这在北大竟然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

    作为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季先生赢得了大家的心，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相比之下，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却未必被大家所了解。就连北大的绝大部分教师和学生也包括在内，大家主要是通过季先生的上百万字的散文随笔、数百万字的译作、季先生对宏观文化和社会情势的某些看法来了解季先生作为学者的那一面的。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却实在没有搔到痒处，却实在只是停留在很不完全的表面。尽管季先生的散文随笔真挚感人、脍炙人口，他主要的却绝对不是一位作家；尽管季先生的翻译作品涉及古今中外好几种文字，其中还包括吐火罗语在内的死语言，在文化大革命被迫看守门房、清扫厕所的艰难环境下，更是以一人之力，惊天地泣鬼神地翻译了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他主要的却绝对不是一个翻译家；尽管季先生的一些宏观理论见解引起了全社会乃至国外的广泛关注和议论，被广为传播报道，他主要的却绝对不是一位理论家或评论家。

    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看呢？

    季先生前一段时间公开表示要辞去诸如“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国宝”之类的“帽子”，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的关注。这固然是季先生一贯的深怀谦虚的表示，但是，也未必就不是反映出了季先生的目光看透了表面的热闹红火，对背后的忘却冷漠多少有所抱憾。

    我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的采访时，曾经说过：“毕竟，季老和我们身边、社区里的某一位慈祥、正直的老人还是有所不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道理其实也并不复杂，季先生无疑是一个历史人物，自有其历史地位。但是，这个地位的确立，首先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我们应该努力去了解他在学术史、精神史上的创获与贡献。

    “学术泰斗”、“国宝”是一个不重在反映专业学术领域的尊称，我们可以先不去讨论。“国学大师”云云，实际上就作为学者的季先生而论，也确实有未达一间的嫌疑。其实，季羡林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他不从朝代史、制度史的角度研究历史，不关注严格意义上的经学，也不按照通行的“学术规范”来研究古代文学。通常我们所说的文史哲只能算季先生的“副业”。

    那么，季先生的主要领域是什么呢？他的“看家本领”是什么呢？他又是凭借什么样的重要贡献才会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如此高的声望和地位呢？

    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季先生的主要领域和“看家本领”，乃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语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并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的难题。我在新近出版的《季门立雪》的封底，特意标出了这么一段话，我相信季先生也会认可的：“如果说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那么，这条红线非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莫属。无论是对于研究中印关系史、印度历史与文化、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吐火罗文、糖史，还是翻译梵文等语种文学作品，先生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领域的工作、成就、造诣，都具有首要的、根本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极其冷僻的专业领域，很少有人了解。大家对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大有隔膜，是一件丝毫不奇怪的事情。我在这里受场合和时间的限制，也没有可能予以详细的评说，只能尽量用最简单的语言做最简略的介绍，希望对大家了解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有所帮助。

    季先生的主要的学术生涯和学术贡献都可以非常清晰地被分成三段。从一九三五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到一九四五年回国为第一阶段。季先生的留学，抱有一个和当时的流俗截然不同的想法，那就是绝对不利用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先天优势，做和中国研究有任何关联的题目。换句话说，季先生对那种在国外靠孔子、庄子、老子把洋人哄得一愣一愣以获得博士学位，而回到国内却又靠黑格尔、康德、尼采把国人唬得一愣一愣以成为名教授的人，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决心进入当时国际人文学科的最前沿，在洋人拥有巨大先天优势、深厚传统的印欧语言学领域里大展身手，所谓入其室、操其戈而伐其人。因此，季先生留德期间所学的课程和汉学几乎完全无关，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语、吐火罗语、俄语、南斯拉夫语、阿拉伯语等的学习和研究上。季先生留德期间完成和发表在德国最权威刊物上的几篇非常厚重的论文，都以当时印欧语言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为关注点，并且引起了轰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些论文不仅解决了所要讨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了方法论层面的重要贡献：比如，利用语尾变化、特殊的动词形态等语法形式，在几乎没有信史资料的情况下解决佛典的年代和来源问题，利用不同语言的平行译本解决还几乎处在破译阶段的吐火罗语的语义问题，甚至还解决了古希腊语里面一个从未得到确切理解的重要语尾的问题！这些都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的。季先生本人有《留德十年》，大家可以参看。

    一九四五年，季先生放弃了在德国的教职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离开德国，到一九七八年，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可以看作是季先生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阶段。这是三十四岁到六十五岁，学者最珍贵的黄金年龄阶段，这理应是季先生学术生涯最辉煌的阶段。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是最暗淡无光的苦难的时期。这个阶段勉强还可以一分为二。一九四六年到文革的二十年为前半阶段，受到国内资料和对外联络、政治环境等等的限制，用季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只能“有多大碗，吃多少饭”了。季先生无奈地放弃了在德国已经打下极好基础、具有极高起点的本行研究，被迫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以及翻译工作上。至于从一九六六年以后可以看作是后半阶段，季先生几乎被迫害至死，好几次被打得只能自己爬回家，好几次动了自杀的念头，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学术研究。只有在文革的后期，季先生担心自己把梵文给忘了，偷偷地开始翻译《罗摩衍那》，这完全不是季先生的本意，我们只能说这是伤心滴血的辉煌了。季先生的《牛棚杂忆》就是写自己在这后半段的遭遇的，大家都知道，那是一部记录疯狂野蛮时代的杰作。

    第三阶段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当然到今天也没有结束。季先生恢复了学术研究，在承担常人无法想象的繁重的社会、学术领导工作的同时，真是争分夺秒，以拼命的态度抢回失去的时光。在这个阶段，季先生有机会接触国外的最新材料，于是接续在留德期间奠基的研究，不断地发现、补充新材料，进一步论证推衍自己的判断和结论。第二阶段无奈地开始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的研究，也在这个阶段绽放出奇光异彩，厚厚的一部《糖史》就是证明之一。季先生还毅然接受了一个巨大的挑战，研究、翻译、考证了新疆发现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罗语文献《弥勒会见记》，这项研究难度之大、成就之高，震撼了国际学术界。大家别忘了，这时候的季先生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了，且不说他肩上担负着多少重要的工作，就以这样的高龄承担这样的研究任务这一点而言，就已经足以让我这样的后生小辈叹为观止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一直到今天，季先生还是中国唯一一位可以释读吐火罗语本身的学者，也就是说，如此高龄的季先生在为捍卫吐火罗语发现地中国的学术荣誉而孤身奋战！这怎么能够不让我这样的门生弟子、后生晚辈汗颜呢？

    我上面的介绍远远不足以涵盖季先生作为学者的成就。好在我写了《季门立雪》，里面有相对而言比较全面的介绍。

    我们还必须牢记，在这第三阶段，季先生的大量精力还投入到包括敦煌学、吐鲁番学、比较文学等等等等新的学术领域和学术组织的开创、建立、完善上了。我在前面提到过，季先生曾经一身担任了一百多个学术领导职务，为新时期中国学术的繁荣发展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做出了别人无法替代也很难相比的巨大贡献。季先生赢得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尊敬，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对季先生抱有一份感激之情吗？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季先生最大的魅力，就是仿佛无法用堂皇的语言来言说他的魅力。我这么说，也许会令很多人感到失望。但是用在季先生身上的形容词，最合适的大概还是纯粹和平淡。季先生当然不是神，也不是圣人。但是，作为一个从各种运动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荡，任何人无法对这一点有任何指责和争论。该守望、该坚持的东西，季先生一样也没有放弃。

    在那个年代，季先生这样的人原本是一个群体现象，而到了现在，季先生和他那样的人成了孤零零的个体现象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满怀着爱和责任感的老人，在一个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一个像土地般朴素、真诚，从来不追名逐利的老人，在一个讲究包装、炒作、媚俗的年代里“走俏”了，这就是我说“看不懂”的原因。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坚定地相信，我们的时代正需要这样的世纪老人，在季先生的身上寄托了善良的人们太多的精神梦想。对季先生的这种珍惜和尊崇，当然让我这个弟子感到快乐，但同时也让我陷入到一种茫然和悲哀之中：难道我们不应该看到，在这股热的背后隐藏着在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怀方面的贫乏和苍白么？

    季先生已经到了天高云淡的境界。我在想，老人家若是知道了我今天的这些讲演，会说什么呢？老人的心里会怎么想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季先生也许会像巴金老人这样说：

   “从现在起，我是为你们而活。”

附:我认识季先生是从读<赋得永久的悔>开始的,记得那篇文章我是流着眼泪读完的.给我的震撼是巨大.后来我才知道季先生是个"国宝"级的学者,写散文只是他的副业.前些年我又读完他的<牛棚杂忆>.以我粗浅的学识水准,感觉到文革结束这么多年后,这是继巴金<真话集>后一部值得后人研读的反映文革那段疯狂的史料性的作品.有一个观点我印象很深,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是不是有造成文革那种疯狂的片段.文革的可怕之处在于在崇高的名义下干着禽兽的勾当,更可怕的是人们从心底里都认为这些行为是无比光荣和正义的.文革结束这么多年了,国人有很多已经忘记这段历史了.现在的"80"后"90后:视这段历史为"天方夜谭".国人文化基因里的"文革"片段并没有得到清除.我们的后人还会不会发生新的"文革"呢?这是值得忧虑的问题.